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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国民党心脏之军统电台案

2013-7-9 11:56| 发布者: zhaodan| 查看: 2689| 评论: 0|原作者: 陕西法治信息网

    在军统集中营中有这样一群为党服务的“军统严重违纪”分子,他们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这个“电台特支”源源不断送出的情报,对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袭击和破坏,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7月14日,他们牺牲于贵州息烽快活岭。由于他们从事的是极为秘密的工作,人们不了解他们的革命事迹,几十年来寂寂无名,一直无法得到人民的祭奠。1983年,经过艰难曲折的调查,他们的事迹才为人所知。比英勇就义更难的是委曲求全,能为主义献身者,必重人格。牺牲众人眼中的人格,而为主义献身,则更为难能可贵。

  军统局里的“红色”电台

  1940年的一天,坐落在山城重庆最高点浮图关下遗爱祠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一样,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人员挨个查问。原来这里发现了一个共产党的“红色电台”。

  张蔚林,国民党军统电台科员。 在军统工作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腐败无能,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化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他苦闷、彷徨,决心寻找光明的出路。他秘密地订了一份《新华日报》,暗地里和冯传庆、赵力耕等人传阅。他们在一起议论时局,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支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战而退。

  冯传庆出生于北平的一个电讯世家,从国民党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后调入国民党军统电台。冯传庆西安事变以后,冯传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由于他们积极向党组织靠拢,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1939年,共产党员张露萍由延安被派往重庆,与战斗在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组成特别支部,特支由张露萍负责,受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

  张露萍原名余薇娜,1937年12月初,余硕卿的父亲逼迫她与重庆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为了“尽快摆脱这个所谓的家”,在车耀先的鼓励支持与安排下,她与几个同学约好,悄然逃离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1938年2月,历经千辛万苦的余硕卿才到达延安,改名黎琳。

  南方局军事组决定,黎琳改名为张露萍,装扮成军统电讯处科员张蔚林的妹妹,假说从上海老家来。11月底张蔚林从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南方局军事组对张露萍穿什么衣服,如何化妆,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都进行了布置。“军统电台特支”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导,单线联系,不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关系。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出现在电讯总台会客室和马鞍山军统人员宿舍。

  源源不断的情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敌人密码也被偷了出来,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再往“周公馆”送,就利用敌人的电台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他们就像安在敌人心脏的“X光透视机”,把敌人的一举一动都看了个通透。他们发回的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时被我们的同志称为军统电台中的“红色电台”。

  为了开展地下工作的需要,张露萍在山城出入穿着打扮非常时髦,再加上她与张蔚林以兄妹相称,经常出双入对逛街、看电影等。而当时往来于延安与重庆的一些同志,曾经在街上看见过黎琳,跟她打招呼、叫她,她却不理,有同志兴高采烈想与她打个照面却被冷漠地拒绝!改名为张露萍的黎琳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只能够这样。于是,黎琳到了国统区变了、学坏了,与军统人员纠缠在一起等等说法传回了延安,甚至还说她成为了叛徒!这一点,也成为了多年后不能宣传张露萍事迹的巨大障碍。

  “红色电台”遭受破坏

  1940年2月中旬,缺乏地下工作经验的张蔚林工作时不小心烧坏了收报机上的一个电子管,出现这种情况就要被关禁闭,禁闭期间无法与党组织联系。情急之下,他趁离交班时间还有2个小时的机会,离开工作岗位,径直向南方局军事组去汇报。

  张蔚林跑到南方局军事组后,汇报了发生的情况。南方局军事组的同志经反复分析研究,认为烧坏电子管仅是业务上的过失,敌人扣押他只是为了惩罚,若逃走反而会暴露自己和组织,加上他与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有师生之谊,可以求他说情,掩护过去。所以,军事组织要求他立即返回工作岗位。

  然而,特务在张蔚林离开岗位去南方局军事组报信时,特务搜查了他的值班住处,发现抽屉里有张露萍写给他的暗语信:“蔚兄,现将妈妈借用的东西奉还,天冷了,要注意防寒。”还发现了张蔚林抄写的军统局职员名册。由于情况可疑,张蔚林被逮捕了。

  张蔚林被关在军统看守所里,他非常担心特务去抄他在外租的房子,那里也是秘密联络点。想到组织和同志们的安全,他心急如焚:“一定要把我被捕的消息送出去,通知同志们转移。”

  张蔚林把目光锁定在新上任的看守所长毛烈身上。于是张蔚林假称要取钱用,请毛烈派人送一封信到七星岗四德里,并许诺信送到即给毛烈50元“辛苦费”。毛烈对情况不熟,只知道张尉林是违纪的军统重要业务人员,为了拉好关系,毛烈帮助把张蔚林的信送到了七星岗四德里,秘密据点的人员得以全部转移。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闻讯,感觉事关重大,他亲自查处此事。当他发现张蔚林居然还在外面租房子住时,立即派人去抄家搜查,但是,特务扑向这个地下党秘密联络站时,已是人去楼空。戴笠得知是看守所所长毛烈送信后,立即下令枪毙了毛烈。当晚,军统特务总队包围了电讯总台,由台长倪耐冰集合总台全体人员点名,并且逮捕了平时与张蔚林接触密切的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冯传庆连夜逃走,向组织汇报了电台的情况,并伪装离开重庆。不幸的是,第二天就被警察逮捕送进军统局。至此,军统电台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杨洸、安文元7人全被逮捕。

  被捕入狱

  在个别审讯中,安文元在酷刑下叛变,交代了由张露萍领导的电台特别支部的全部情况。戴笠下令严格仔细清查被捕人员的全部物品,结果发现了与成都张露萍的联络地址。军统经过推敲,以张蔚林的名义向成都的地址发出了“兄病,速回渝”的电报,按照纪律规定,张露萍在给南方局军事组拍电报报告此事的同时,买票动身回重庆。

  南方局军事组收到张露萍由成都发回的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就被守候的特务逮捕了,根本使营救无法实现!张露萍也被捕了!

  张露萍被捕后,军统特务利用她的职务诱捕共产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戴笠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亲自主持了对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审讯。经过数次审讯,戴笠绞尽脑汁,使出惯用的狡诈欺骗,酷刑拷打,利诱威胁,始终只得到张露萍的“我是川军师长、眉山专员余安民的女儿,因不满家庭包办婚姻,跑去延安考抗大,后来吃不了苦,逃了回来。在重庆,路遇张蔚林,发生恋爱。至于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是因张蔚林认识的”的供词。张蔚林也只承认:“同张露萍在路上相遇认识,彼此恋爱,并无政治关系。”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更是“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戴笠黔驴技穷了,他命令司法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等抗战结束后,作为中共破坏统一战线的证据,与我党斗争。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被钉上死镣,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囚禁于白公馆。在白公馆看守所,张露萍坚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她始终坚持对军统电台支部的领导,把在延安学习的情况不断地讲给同志们听,她始终教育大家要绝对保守秘密,在任何情况下不公开自己的真实情况,做到绝对忠诚,严守秘密,甘做无名英雄,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与其他被囚禁者一道,由白公馆被转押到贵州息烽监狱。除了这些生活条件不堪设想外,张露萍他们所面临的还有来自狱中难友的精神压力!在息烽监狱,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成都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当张露萍等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自己看着长大,亲自送去延安的姑娘,她此时带着沉重的脚镣手铐,身体很虚弱。作为“军统严重违纪”分子的他们,在狱中也不能改变这个“名不符实”的身份啊!所以,在息烽监狱,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看见自己的同志,得到的却是愤怒的目光!

  1943年,息烽监狱主任周养浩,在息烽搞所谓的“感化教育”,狱中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争取到解脱了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席珍的脚镣,住进感化院,可以在小范围内自由活动。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席珍7人到重庆开释。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轻蔑地对特务说:“你们不必隐瞒,死是决定了的,我们并不害怕。”

  汽车发动了,张露萍等7位同志微笑着站立车上,挥手向难友们告别,他们早就知道有这一天,他们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他们要用微笑去面对死亡,迎接永生。难友们早已是泪眼朦胧,目送汽车消失在滚滚尘烟中,只听到远处传来依稀的歌声。

  卡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快活岭的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刽子手按事先计划,谎称汽车要加油,叫张露萍等7人下车,去仓库搬服装,装上车,休息会儿再走。当他们刚走上仓库台阶,罪恶的子弹从背后飞来,猝不及防,都中弹倒下了。

  他们牺牲时都很年轻,最大的陈国柱33岁,张露萍才24岁。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他们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张露萍以余硕卿的名字被评为烈士,而她作为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却不为人所知,张蔚林等6人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直至1983年,张蔚林等7人于被评定为烈士,一直悬疑不决的军统“特嫌案”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今天,牺牲在集中营的还有一些无名的烈士,还有很多烈士甚至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我们却不会忘记为新中国成立而奉献出生命的革命烈士!山城重庆,红岩的历史将永远留下他们的感人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