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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方碑刻看晚清武昌的社会治理

2021-7-23 08:49| 发布者: 法治信息网| |原作者: 李其瑞

武昌古称夏口、郢城、江夏,面对长江,背靠蛇山,九省通衢之处。明清时期,这里被誉为楚中第一繁盛处、天下四聚之一,也是晚近中国开埠设关、兴办洋务首倡之地。

清光绪十一年(1885)三月,朝廷准奏李有棻任武昌知府,在任七载。离任时,江夏绅民公立《武郡李太守芗垣公德政去思颂碑》,碑文共千余字,记述了李太守之功德,也再现了晚清武昌的社会治理图景。

裁税减负 倡植桑麻

武昌乃长江中游的交通枢纽,商船云集,向来设有船关,征收税金。武昌知府,兼管船关。船关征收额定税金外,还由总督及知府两衙门额外征收,额外征收的税款常超过额定征收的几倍。

这些钱银本须解归官库,可督府两衙门官吏却私分了大部分的税金,以致每年都要亏欠很多。李有棻到任后,不计私利,毅然裁撤了知府衙门的附加税金,并规定解库税金不但不裁撤,反而应超出原有数额。如此,不仅商民大悦,颂声四起,上官也倍加赞赏。

当时,武昌虽为长江水运中心,但江夏一带贫瘠土地未得到开发,百姓生活贫苦。经详细查访,李有棻推出了植桑养蚕的富民方案。他号召官绅捐廉,筹措资金,并派员赴江浙苏州等地采购桑株蚕种,无偿分给绅民栽种。他还在武昌汉阳门内红墙巷设立绩麻公所,雇请善绩麻之人,传授推广绩麻和纺织技术。

每所需经费由官府筹措解决,各乡所纺麻丝均由官府收买。官府还对植桑、防虫、采摘等技术给予指导和培训,颁行劝导栽桑管理和禁止破坏桑园的“禁桑园切勿毁伤示”。不几年,百姓富庶,商贾辐辏,府库充盈。广劝桑麻之举,不仅使百姓生活不受天干水旱之扰,还成为“子孙衣食永远之计”。

赈灾济贫 大公至正

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水患,继又大旱,灾区遍及多个州县。李有棻几经考察,认为救灾并非只是物力财力供应问题,还关乎各级衙吏乡绅管理问题。在对州县官吏作了一番调查后,他决定:对有德无才之州县官,加派一个有才之副手;对有才无德的,则加派一个有德之副手,对极少数无德无才之吏,就呈请上级另派贤能,如此解决了州县官人事问题。

他还设厂施粥,普发赈款,以工代赈,按户口册籍分极贫、次贫诸等级,核发赈灾款项。知府衙门对具体赈灾方式不作牵制,由州县视情况实施。知府只在一定时间亲自或派员核查落实情况。结果,灾民普遍得到实惠。

武昌水患期间,蕲水有一何姓家族,与另一家族发生械斗。双方族人越聚越多,相互烧杀,不可遏止。恰值武昌府在附近大设粥厂,钱米兼赈,聚集了十万余灾民。双方都派人前去拉人帮其械斗,一时人心惶乱,纷扰不定。

有官员主张撤去粥厂,民众自然散离。有人则主张派兵驱散人群。李有棻认为,若撤去粥厂,则所有灾民将会参加一方械斗,事态必将升级;若派兵弹压,定会更加激起民怨。治本上策是派员公平断案,解决事件根源,从而平息变乱。督抚同意并派他全权处理。他一到蕲水就公开宣告,双方各推代表,申述争执情由,凭官府决断。对先前械斗,准免予追究,若日后再度械斗,则必罚不贷。于是,这起可能引发大变乱之事件,旬日便得到妥善解决。

惩治溺婴 推行保甲

溺婴现象历朝皆有。清后期人口骤增,粮食短缺,江南“溺女之风,所在皆然”。虽朝廷颁“禁溺女恶俗”条例,但“溺婴之弊,事在房帏,查之多有不便”,致使溺女婴陋习普遍存在。李有棻对此疾之如仇,多次令州县兴办救助孤婴事业。

光绪十二年(1886),李有棻在武昌推行保甲制。为不增加百姓负担,实行“由官捐廉,不取民间分文,如有向民间索取分文,一经访闻,从重究治”。为消除颓风陋习,门牌上除记户姓、年龄、人口等项外,还刊十项禁条,如忤逆不孝、溺毙女婴、窝藏盗窃、囤拐妇女、重利盘剥等违禁行为。

武昌保甲制在晚清具有十分典型的示范意义。李有棻倡导重建保甲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官绅共治”,把地方治理与绅权治理紧密结合。武昌保甲总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其乡间烟馆、赌博以及匪徒地痞或改贸别业,或革面洗心,风俗为之改观”。

保甲制的治理顺序依次为举士绅、查户口、别良莠、士劝惩。用绅士来兴办保甲必然会损害胥吏既得利益,引起他们不满。但李有棻洞悉胥吏勒索绅民之弊,看到百姓由于衙役欺凌而视官府为畏途,他才将士绅正式纳入保甲制度中,委乡绅以自治权,严禁胥吏下乡扰民。这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一种认识——只从民间角色看待士绅与官府的沟通作用,把士绅阶层正式从体制上加以确认,用体制化的绅权保障了地方自治的权威性。

兴办族学 处事精详

为教化民众,护纲常伦理,李有棻还利用宗族、乡绅等民间力量兴办教育。他主张“设立族学,以本户之资财,教本家之子弟,其便于贫民,莫善于此”。此外,还刊刻“族学章程八条”,以解决族学捐资问题,规定“上户可以多,中户次之,下户免派,或有祠费公款,几可提出若干,则更不烦捐输”。

族学专课蒙童,为让农工受教育,还主张至讲之法,只宜与之读白文,说俗语,更易通晓。讲授内容除四书外,还有刑律中叛逆、忤逆、斗殴、奸盗等紧要数条。

李有棻审理案件处事精详,明辨真伪,克著循事。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湖北应山县李某在陈李公塘取鱼,陈某上前阻止,两人发生争斗。陈用尖担戳李,李夺过尖担走开。陈又赶上扑打,被李用尖担戳伤小腹致死。陈父报于县衙,知县勘验后认定死者系戏伤身死。湖北按察使批饬武昌知府审办。

经审定,李被陈欺殴,夺尖担将陈戏伤毙命,非有心欲杀。按律交监,等候钦定。经湖北巡抚呈报朝廷后下诏:“核其情罪系在准免条款之列,应请准予免罪,仍追埋银二十两给付尸亲具领,以资营葬。”此后,陈李两姓公塘,照具断于塘心立界,西归李姓,东归陈姓,分界取鱼,以杜争端。

不畏权贵 为官清介

李有棻执掌武昌期间,不畏权贵,为民办事。光绪十六年(1890),总督张之洞因办铁厂,初选江夏汤湖为址填湖建厂。汤湖宽百余里,只有一个长江出入口鲇鱼套,夏季水涨成湖可捕鱼,秋季水落入江可种稻。此处是当地百姓聚宝盆,年有两收之利,多年一仍旧贯。如若建厂,两利皆失,百姓怨声满道。

大小官员无人敢呈总督,仅李挺身而出,手携呈禀,详陈利弊。然张坚持己见,直到派兵拆桥时,引起民众忿激,兵民相争于桥,各不相让,眼见要出大乱。李有棻急奔总督衙门,剖析利弊,据理力争,请准另择厂址。张之洞最终撤兵,在汉阳龟山另选厂址。混乱局面得以平息,百姓利益也得到维护。

李有棻为官清介,以民为本。光绪十三年(1887),他委派廉员下属对各州县抽查保甲。为不累民,特写一告示:“抽查保甲,慎选贤员。不食民饭,不费民钱。左右随从,严束无权。轻骑驰往,悬示马前。清操自励,谕尔乡贤。”此告示不张贴于衙门和通衢大道,而是悬于马前,人称“马前告示”。士民奔走相告,传为一时盛事。

平时,李有棻在府署前置一木柜,鼓励士民揭发奸宄,议论政事,凡遇不法之事,可以投书禀告。每逢三、八告期,衙门重门洞开,他亲自坐堂接受讼状。原被告双方都到的,当场审理。凡不应争讼的,即将呈状退还。

李有棻政绩卓著,上官愈称其能,举荐升任道员。光绪十七年(1891),朝廷对其以卓异俸满加一级用,赴部觐见。时任湖北布政使陈宝箴赠《入都序》云:“为政七年,敕法明教,钜细必理,士吟于庠(音同详,意为学校),农讴于畔。”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陈三立赠诗对李有棻的赫赫政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诗云:“故人循良今第一,领军武昌声籍籍。腹中韬钤未概施,境外讴歌已无匹。政成七载谒天子,暎照九衢配紫金。”

 

文章来源:法治日报

责任编辑:杨梦迪